最近有两件事，在网上炸开了锅。 一件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，在一档财经访谈节目里说了一番话。主持人问她灵活就业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，她的回答是：“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，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……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，有五险一金，但需要牺牲自由、朝九晚五换来社保；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，代价就是社会保障相对薄弱。” 这番话一出，全网炸了。“灵活就业是福利”？外卖小哥风里来雨里去、网约车司机一天跑十几个小时、没有五险一金、没有工伤保障，这叫“福利”？网友们纷纷怒斥这是现代版的“何不食肉糜”。连《环球时报》前总编辑胡锡进都发文批评，直言自己无法接受。 另一件是浙江大学研究员邱昱。 她有一段几年前叫《中非爱情故事》的演讲视频被翻了出来。在演讲里，她公开宣称中国女性嫁给尼日利亚男性，是“摆脱本土父权束缚、追求人格独立与自由”的主动选择。她把跨国婚姻包装成“女性觉醒”，把本土婚姻暗示成“牢笼”。更离谱的是，她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，还说什么尼日利亚人“一天要洗三四次澡、比中国人更爱干净”。 这两件事，一个刺痛了千千万万底层打工人的心，一个挑战了社会最基本的公序良俗。但最让我堵心的是另一件事——这两所高校，至今保持沉默。 说实话，我佩服有些高校“保持沉默的能力”。 先说张丹丹。有媒体替她辩解，说“福利”在经济学里是个中性概念，指的是效用和满足感。还有人说公众断章取义，只截取了那一句话。好，就算我们不断章取义，把完整语境放进去——“灵活就业者要的是自由度，代价就是社保相对薄弱”——这就不扎心了吗？ 问题是，有多少灵活就业者是“主动选择”自由的？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建筑日结工，哪一个不是被生活逼着跑的？他们想要的是自由吗？他们想要的是稳定、是保障、是老了干不动了能有口饭吃！你一个年薪几十万、风吹不着雨淋不着、每年还有两个带薪寒暑假的北大教授，坐在演播室里轻飘飘地说“灵活就是福利”，你让那些为了多跑一单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怎么想？你让那些连工伤保险都没有、出了事只能自己扛的人怎么想？ 这不是学术概念的问题，这是有没有同理心的问题。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专家，不了解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，不了解灵活就业背后的生存压力和家庭重担——你研究的是什么经济学？你给谁提供政策咨询？这样的专家如果给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建议，老百姓还能指望什么？ 再说邱昱。 这个人更让人愤怒。清华本科、剑桥硕博，一路享受国内最顶尖的教育资源，结果学成归来干的是什么事？拿着境外1.5万欧元的课题资助，回头就给中国女孩灌迷魂汤——“嫁给非洲黑人才是自由，留在中国就是被压迫”。 她做过调研吗？她去过广州三元里，见过那些底层中国女性和非洲“三非”男性的跨国婚恋。她不知道尼日利亚是一夫多妻制国家吗？她不知道跨国婚姻里有多少文化冲突、身份认同困境、签证依附带来的话语权缺失、家庭暴力的维权困境吗？她都知道。但她刻意回避了这一切，只挑“摆脱父权”的极端叙事来贩卖。 她口口声声说女性要独立、要自由，结果把女性的解放完全寄托在嫁给谁上面。过去的旧观念劝女人“嫁个好男人改变命运”，她换了个更时髦的包装——“嫁给外国男人才叫觉醒”。本质上都是在否定女性自身的主体性。一个女性的人格自由，源于教育、源于能力、源于精神世界的独立，从来不是靠嫁给谁来定义的。在中国，科研一线有深耕不辍的女科学家，职场上有独当一面的女管理者，她们哪一个靠跨国婚姻活出了尊严和价值？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她的研究拿的是境外基金会的钱。这类资助从来不是无偿的学术支持，背后带着明确的价值偏好。长期在资金引导下做课题，叙事框架会不自觉地往资助方偏好上靠。选题怎么定、结论怎么走，从一开始就被划定了路径。 这样的人，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，站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，给中国女孩灌输这样的价值观——浙江大学，你还要高薪养着她吗？ 但最让我寒心的，不是这两个人说了什么，而是这两所学校的反应——沉默。 事情发酵这么多天了，北大没有官方回应。 浙大也没有官方回应。 张丹丹照样当她的副院长，照样给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咨询。邱昱照样在浙大拿着工资。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 有人会说，学术观点应该多元，不能因为一次舆论风波就处分一个学者。我同意。学术自由需要保护，象牙塔里应该有讨论的空间。但问题是——这是在象牙塔里讨论吗？ 张丹丹上的是财经访谈节目，面向的是上亿观众。这不是几个专家关起门来开学术研讨会。她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可能被解读为政策风向，都可能影响普通人对社会保障的期待。邱昱的演讲视频在网上疯传，多少年轻女孩看到了、信了、当真了？你跟我说这叫“学术讨论”？ 学术自由不是免罪金牌，公共表达必须承担公共责任。 更让我生气的是这种“双标”。普通学生稍微犯点错，立马就得挨板子。可有些教授闹出这么大的舆论风波，学校就装聋作哑。板子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这种区别对待，谁心